“取勝一場比賽，只是一天的事。流傳出偉大的名聲，才是一生的事。勝利很重要，但是以自己的方式獲勝更重要。能開創出新格局，能讓人模仿、得人仰慕，那才是最杰出的貢獻。”

說這段話的人，早已被寫進歷史，但其人尚未成為歷史。他還在以他自己的方式，表述他對足球、對體育、對世界和人生的感知。他的智慧和超卓視野，令人仰慕。

一個多月前，克魯伊夫被查出患有肺癌，不知道這和他球員時代抽煙過多有無關聯。這是一條令整個足球世界心情沉重的壞消息。克魯伊夫離開足球一線，已經超過二十年，成為了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物，偶爾傳出幾句他對現今足球的看法，總如綸音佛語，或振聾發聵，或引人深思。克魯伊夫于許多球迷，幾乎是一只腳已然踏破虛空的人物，隨時可能羽化登仙，他留下來的許多東西，值得我們反復學習。

他安居在巴塞羅那，時而回到荷蘭家鄉，偶爾在荷蘭報紙上口述一個專欄，或者和兒子參與一下以色列足球建設。這幾年時間，他最連貫的表達，可能就是對穆里尼奧以及范加爾從不動搖的批評。這樣一個克魯伊夫，和我們距離似乎太遠，早已脫離我們的視野。然而克魯伊夫從未真正離去，也不需要癌癥這樣殘酷痛苦的打擊，證明他依舊停留在凡間。

他的思想傳承從未斷絕：在巴薩的每一次傳遞中、在瓜迪奧拉在拜仁的工作中、在阿賈克斯的訓練場上……今天的博格坎普，依舊會對年輕球員們，轉述三十年前克魯伊夫對他說過的：“控制球，讓球成為你最忠實的朋友，讓球成為你身體和心靈的一部分。”

哪怕是如今帶隊阿森納U19青年隊的亨利，也在傳遞著克魯伊夫的足球哲學。亨利不是克魯伊夫的親傳弟子，但他當初選擇14號，就是出于對克魯伊夫的敬仰。沒有克魯伊夫，不會有今天的巴薩，不會有今天的瓜迪奧拉，甚至不會有今天的梅西、哈維和伊涅斯塔。他不會只因為身材和力量、速度來選材，他告訴過博格坎普，足球是尋找完美的歷程，而非只是追求勝利。

這是自梵高以來，最著名也最具創造力的一個荷蘭人。西蒙·庫珀描述克魯伊夫的成就，稱他將巴薩重塑成了一座“傳球大學”。英國人創造了現代足球，一直將足球競技的精神訴求視為最高境界，巴西人視個人技藝為成功基礎，德國人無比重視集體意志和體能，而克魯伊夫超越了這些足球傳統。

他的足球，建立在傳球和移動的基礎上，不斷地傳球和移動，無中生有里創造出空間，在具備美學特質的足球戰術里，包容并且鼓勵個體的創造性、凝煉團隊協作的效率。克魯伊夫重新定義了現代足球。

他的個人成就，只缺一座世界杯，但他作為教練和導師，留給足球的似乎要更多。這樣的個體，是不可能修飾個性棱角、圓通世事的。因此克魯伊夫也樹敵無數。他睿智和超邁的另一面，是頑固和強硬。

克魯伊夫從不承認自己的錯誤，不接受傳記作者的采訪——他的自傳，會在2016年出版，英文名就叫My Turn，語意豐富，有他在1974年世界杯決賽上那妙到毫巔的歷史性轉身，也有“該到我了”這樣的含義。

過去兩個月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三位歐洲球星，兩位倒下，不是在球場上。普拉蒂尼和貝肯鮑爾，都因為過多參與足球政治而名聲受損。克魯伊夫很少涉足足球政治，除卻巴薩俱樂部事務。他沒有手機，他的生活早就進入退休狀態，他的思想，卻沒有一絲老化的跡象。

兩周前，我聽過一段他最近的錄音采訪，談到自己為什么不再執教，克魯伊夫承認現在的球員管理太難，他有心無力。這是現代足球過度商業化的悲哀。

他的一場全新比賽：和癌癥的抗爭由此開始，和他的足球美學相反，我只希望這場比賽唯勝利論。克魯伊夫自己也信心十足地表示，他能戰勝癌癥。心臟病和恐怖綁架都未能限制他的想象力和創造力，癌癥同樣不能。而他的思想，會更長久地流傳下去。瓜迪奧拉說過：“克魯伊夫建起了這座偉大的教堂，我們的責任，是保護和翻新這座教堂。”

與其說是教堂，不如說是一座足球圣殿。對這位圣殿的奠基人，祝福他鋒芒畢露地健康長壽。